2021年8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东亚文化之都”2023年至2025年创建周期初审结果，大理白族自治州入选全国13座候选城市之一，是云南省唯一入选城市，也是唯一入选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东亚文化之都”的申报与评选，是中、日、韩三国共同发起的亚洲第一个国际性文化城市命名活动，是中日韩领导人机制下重点打造的东亚区域文化合作品牌，以“东亚意识、文化交融、彼此欣赏”为宗旨，通过挖掘三国之间的文化联系与历史纽带，讲述、传播东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不断提炼“亚洲价值”。自2013年启动以来，每年在三个国家分别评选出1—2个城市当选“东亚文化之都”，以东亚地区文化首善之区、文明汇聚之地，促进东亚文化交流与互学互鉴。

大理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拥有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剑川三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东亚文化之都”的创建是一张崭新的城市文化名片，也是一条联通“一带一路”的文化纽带，将对大理建设“国际文旅名城”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大理州编制了《大理州“东亚文化之都”创建中长期规划》，以“有一种生活叫大理”为核心品牌，推进“东亚文化之都”创建，带动公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以城市文化建设扩大国际“朋友圈”。

开放大理：

一部横断山区的交流往来史

周末，我们拜访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寸云激，跟随寸院长的讲述开启纵览历史的文化穿越之旅。

大理文化开放的特性来自特殊的地理环境，滇西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中间地带，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坝子、山地、河谷交错分布，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利于早期人类生活，历史上南诏、大理国的建立，就依赖于多山地貌下江河密布造就的坝子和交通线。此外，以高原湖泊洱海为中心的区域是云南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洱海以东为汉文化区域，以北是青藏文化区域，西边是印度文化区域，南边是中南半岛海洋文化区域，因此大理是沟通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南亚文化交汇叠合的枢纽地带。

位于苍山马龙峰麓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了同陕西半坡遗址类似的半地穴式房屋。无独有偶，宾川白羊村遗址的土木结构房屋类似陕西庙底沟的房屋建筑，剑川海门口出土的碳化的小麦和黍属于黄河流域典型的农作物……诸多考古证据中都可以看到洱海区域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早期的交流。“另一条线索和海贝有关，”寸院长讲述道，“在黄河上游的青海、甘肃发现的贝币来自印度洋，可推测古人已经有了一条从印度洋经云贵高原到达黄河流域的传播路线，古人迁徙、转运物资的能力其实是超乎现在人的想象的。”一般认为，大理土著文化以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西汉的海门口文化为代表，在吸收融合多种外来文化中形成了复合型文化。

到了唐朝时期，《资治通鉴》曾有记载，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南诏挑选王室子弟到成都学习，学完归来后又换一批，如是往复50余年，培养南诏子弟上千人。“在大理地区发现的经卷中，不仅有相当漂亮的汉文小楷，也有古印度梵文。此外，阿嵯耶观音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独有，是佛教传入大理国后世俗化的结果，很多学者认为其造型具有南亚、东南亚的特征，带有中南半岛文化的痕迹。这些都成为汉文化与印度文化、南亚文化等在大理地区交汇融合的佐证。”寸云激说。明代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记载了大理三月街“十三省物无不至”的盛况，意为明朝时期全国的商品在三月街皆有售，说明当时的大理地区已经是一个开放程度相当大的市场。至于清末以后，滇西地区有名的喜洲商帮、鹤庆商帮、腾冲商帮带动商业资本兴盛，愈加密切了同我国上海、香港，缅甸，印度，乃至美国旧金山的商业往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实践地，旅游业逐渐兴盛，因外国旅居者聚集而得名的大理古城“洋人街”，至今游人如织往来不绝，古朴街道与异国文化兼容并蓄，世界各地的小众音乐演出场所、英语角、法语角、中西风味店、古董店、画廊藏在每一条小巷里，成了旅居大理的异乡人留恋的生活方式。

方志大理

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回响

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是国家方志馆在全国设立的第六个分馆，也是西南地区第一个国家方志馆分馆，是由多个专题馆组成的方志馆馆群，于2020年12月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同意在剑川设立，2022年8月，首批馆群建成开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题，收藏、展示、编纂、研究、开发利用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在以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构成的沟通古代东西方文化和文明交流的道路交通体系中，南方丝绸之路开通时间最早，公元前4世纪以前便已存在。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主要经云南，连接今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可远达中亚、西亚地区；东南经广西等沿海地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往北入陕西，与北方丝绸之路相连。如同一根纽带，将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串联在一起，影响深远。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使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剑川县城往南经甸南镇、石宝山，到达“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沙溪镇寺登街区。房车营地、民宿酒店、西餐馆与地道的白族饭店，林立的酒馆、咖啡店和书局，让这个世外桃源有了慵懒时光、享受慢生活的去所，昭示着作为滇藏茶马古道咽喉的沙溪随时代更迭隐退之后，文旅产业带来新的繁荣，使这颗古道遗珠重现古朴光芒。

沿着曲径分花拂柳、走过小桥流水、穿过田间阡陌，顺着一条新修的柏油大路来到未来的游客中心。这里尚未启用，游人稀落，却是聆听古道悲风最好的地方。城隍庙大照壁立于路边，这是大理地区乃至云南现存最大的照壁，历经一个世纪仍旧完好。风中飘来楸树花，回廊下马铃声应时响起，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群落之一的茶马古道馆就在此处。如果建筑会说话，那取自茶马古道沿线二十余个城镇节点的土壤夯筑成的五彩墙体，就是一部茶马古道生土志。西安、陇南、荥经、遵义、普洱、拉萨……这条行走世界屋脊的商道，穿越壮丽的地形地貌、经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推动了最多彩的文化交融。

 “茶马古道”并非古已有之的概念，而是上世纪90年代由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六位学者提出，最早见于《云南大学报》1991年刊发的《超越——茶马古道考察记》，茶马古道“六君子”在文中写道：“这是一条和北方唐番古道、南方丝绸之路鼎足而立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文化古道。”在西南横断山区以及青藏高原，自古就广泛存在各种类型的古道，包括迁徙通道、古官道、古盐道和宗教传播通道，经过漫长的整合连接最终构成了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商贸网络，即今天所称的“茶马古道”，并与南方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藏彝廊道、百越古道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概念存在部分通道重叠和共用的情况。

包容大理

一座东亚文化“熔炉”之城

今天，在大理古城西南方向的天龙八部影视城内，有一座喇嘛式石砌佛塔，塔身斑驳长满荒草，这是明代四位日本僧人的合葬墓塔。十四世纪，四名日本僧人来到大理，受到当地人淳朴礼待，在这里度过了余生，四人圆寂后，大理先民们“怜而葬之”，并修建了四僧塔，历经数百年完好保存至今。2005年，日本演员高仓健同中国导演张艺谋在云南元谋合拍电影《千里走单骑》时，听说了此事，希望能够个人出资修缮四僧塔，大理州积极予以回应，四僧塔也成为了大理地区同日本友好文化往来的缩影。而与日本四僧塔隔溪而望的大理大学，每年迎来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韩国、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老挝等3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留学生，成为大理对外友好交流的重要平台。

20世纪初，被誉为“东亚民族志的开拓者”的鸟居龙藏进入云南考察，著有《从人类学上所看到的中国西南地区》；白鸟芳郎1985年出版的《华南文化史研究》中介绍了白族的族源、历史和语言；藤泽义美1969年出版了《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南诏国历史研究》；工藤龙2006年出版《云南省白族歌谣和日本古代文学》。近年来，日本东海大学学者立石谦次也对南诏国、白族白文、大本曲做过不少研究，名古屋大学学者林谦一郎发表博士论文《论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日本人是种水稻的民族，云南是最早发现野生稻的地方，日本学者对大理的研究最早来源于对稻作文化的关注。同时这种教育和科研上的民间往来不是单向的，多年来，大理也不断有学子赴日本各所院校留学。”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寸云激说。

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和所长的邓启耀，20世纪末时在《山茶人文地理》（《华夏人文地理》前身）这本杂志上刊出一期大理专刊，提出了“大理——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这一概念，得到广大历史学家的认可。这里的“十字路口”指的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大理相交，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蜀（四川）身毒（印度）古道”是我国对外交往最早的国际通道，而“茶马古道”是自唐代以来沟通我国南方川、滇、藏三地汉、藏、白、彝、傣、纳西等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民族通道。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调研员杨建宇这样解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公路来比喻，可以看作是东西向的320国道和南北向的214国道，大理则成了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一块零公里碑。”

如今，站在大理龙尾关前的黑龙桥上，洱海的出水口西洱河从桥下流淌过，极目远眺，苍山斜阳峰麓的将军洞、弥陀寺、白马庙、江风寺、下关老城回族聚居区的清真寺、天主庙、文庙……大大小小的不同文化的代表建筑散落在四周，可以清晰直观地感受到人类迁徙的脉搏跳动，不同文化血脉在此交汇流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每一座建筑都是一段活着的历史，为这座旅游城市增添一份厚重底蕴。

稿件统筹 王永刚 秦蒙琳

云报全媒体记者 段苏航 李文诗 许卓皓 王毅 摄影报道 

责任编辑 易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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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何晓宇

终审 编委 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