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要用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心。辛亥革命重九起义成功后，公举蔡锷将军出任都督一职。为破除遗留的封建陈规陋习，推进社会民主风气，蔡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军督府和军队实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使蔡锷治滇时期的云南从上到下形成了廉洁勤政之风。

云南系为山国，素来贫瘠，清末时期，云南岁入不过300余万两白银，而岁出年需600余万两，故每年除由清户部拨款及各省协济160余万两外，尚不敷100余万两。辛亥起义后，云南省内的公私币藏虽未损失，但由于各省独立后，全国局势混乱，协饷骤停，中央亦无力拨济，同时内剿匪乱，外固国防，加以援蜀、援黔、援藏，先后出师，工艺浩繁，所费百数十万，财政收入方面的缺口共达300余万两，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蔡锷认识到，新生共和政权的稳固与否取决于财政状况，要从巩固新生政权出发，迅速解决财政危机。他提出了开源、节流和加强财政管理等一系列改善财政的主张，并亲自领导在云南付诸实施。

蔡锷 资料图

实行开源节流 “两次”带头减薪

在努力开源的同时蔡锷认识到，短时期内在财政不可能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只求收入之方，而不谋节流之法，则随集随散，来日方长，恐竭吾民之脂膏，仍不足以填无底之谿壑”。于是主导实施了汰除浮冗、节减俸给、筹办公债、遣散军队、剔厘陋规、开设银行、检查会计等八项具体措施，大力开源节流，增收开支。

汰除浮冗，合并机关编制，撤销重复机构，任用富有革命精神、有斗志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裁减闲散办公人员，节省政务开支。蔡锷认为“此时节费之道，首在裁兵”。因此，在援蜀、援黔结束后，蔡锷即令相继裁兵三十余营。据相关统计，民国元年、二年，云南省因裁兵每年分别节省军费开支104.65万元和178.2万元。

为减少财政压力，1912年1月26日，蔡锷下令裁减薪金，他致电省内各地军政长官说道：“吾滇自反正以来，整理内治，扩张军备，经费骤增，入不敷出，深恐财政支绌，不足以促政治之进行。惟有约我同人酌减薪俸，以期略纾民困，渐裕饷源。”并决定都督的薪俸以二成支发，减至120两，减幅达80%，以下各等级官员依次减少，按三至八成支发，只有“兵士饷银仍照旧额”。1912年6月，蔡锷带头第二次减薪，蔡锷的月俸又由120元减为60元，作为一省行政最高长官，云南都督蔡锷每月的薪俸仅与一个营长的薪俸相等，这在当时是全国罕见的。

规范行政经费 反对奢靡浪费

剔厘陋规。在削减薪俸的同时，蔡锷还严格规定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一等府厅每月的公、杂费为450元，二等府厅州县为350元，三等州县为250元，并对节约行政开支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公务员不得侵吞缺额饷银，不得请客送礼，不得受贿和侵吞公款，兼差人员概不兼薪，不得挪用教育经费，以及不准滥行宴会，非星期日不得宴客等。通过因厘剔冗耗，节裁薪金措施，从而使“行政经费较前锐减”。

为倡导勤俭节约，反对侈靡浪费，军都督府下令《劝各界宴会以八簋为率》，规定宴席应以8个菜为最高标准，只可以减少，不可以增加，同时规定不得使用燕窝等名贵宴席，如有违反，经警察查获，“轻则议罚，重则惩究”。后军都督府又下令，规定宴会上以4个菜为度，即使有尊长和重要客人也不得超过8个菜，每桌宴席不得超过5元，并禁止使用燕窝、鱼翅和洋酒，如有违反者由各团体纠察，按其价值报民政司，“罚其十分之三充为各团体办公费，酒席馆包办者亦照罚充”。由于各级行政官员倡导崇俭原则，逐渐形成廉洁勤政之风，民初的云南昆明百业俱兴，政通人和，社会安定。

由于云南全省安定，加上蔡锷在财政方面推行的开源和节流措施，民国元年（1912年）、1913年，云南财政在没有中央协济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发生赤字，反而有所盈余，还向中央政府协济20万元，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同时，财政状况的好转为民国初期云南政局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制定律制法规 改善政务风气

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除了在财政采取节流、开源的措施同时，以蔡锷为首的军都督府对云南的律制法规进行了具有鲜明的民主共和性质的革新和建设，积极制定律制法规、改善政务，兴办事业，提倡文明礼节等。

蔡锷陆续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云南都督府政务会议章程》《改良行政官厅文牍分别投递各机关划一章程》《省外官员赴任卸任旅费暂行简章》《暂行文官任用令》《文官惩戒令》《文官奖叙令》《文官惩戒委员会简章》《公务员受贿及侵吞款项暂行条例》等数十种制度。这些制度完备具体，可操作性强，反映了蔡锷高超的管理才能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蔡锷任云南都督期间，还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讨论本省一切重大事宜，各项法令多由此出，凡讨论决定的事项，由都督下令各机关单位，涉及政务、民生等重要事项限期办理。以上政务改革措施井井有条，效果显著。

朱德在1942年10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辛亥回忆”一文中这样写道：云南是一个穷地方，统治者连年压榨，使人民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境地。从前方转战回来的军队没钱关饷，这种情形引起了蔡松坡将军彻底改造云南的决心。不论从政治上、财政上，他都创立了崭新的规模……形成了刻苦、朴实、清廉的新风气。

蔡锷于1910年2月来滇，1913年10月离滇赴京，辛亥革命成功后，通过制度改革建立和蔡锷本人从节俭、奉公、勤政、宴请等方面严格自律，带头廉洁治吏，使蔡锷治滇时期云南形成廉洁勤政之风，为民国初年云南发展建设奠定基础条件。

（作者分别系：云南陆军讲武堂办公室主任；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昆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辑调研室主任）

作者 任传振 尹仑 董毅

责任编辑 吕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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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武熙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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