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物研究领域，云南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则众“星”云集，我们所熟知的吴征镒先生、武素功先生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星”，而曾伴随他们左右，跟随他们身后的，还有众多的植物学家们。他们默默奉献，把一生都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植物领域，为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方瑞征是他们其中的一位。今年已91岁高龄的方先生，半生都在编写中国植物志，她的人生，也交付给了曾经辉煌绚烂，也曾枯燥寂寞的时光。而在这光阴交错中，始终陪伴着她的，是每一片生动的绿叶和花瓣，它们的脉络、导管、毛发、色泽，它们在四季风中伸展、生长、枯萎、凋零，在方瑞征的眼里，它们那么丰盈、生动、美丽，充满了生命的律动，宛如她91年的岁月，只要走进植物的世界，她便可以在那一路风景中留连忘返，不知今夕何夕。

寻找500年铁杉，三位植物学家来到新主植物园

采访方瑞征，缘于横断山脉的一个植物园——云南丽江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新主植物园。阿拉善SEE西南项目中心在2017年介入这个植物园的关注和拯救保护，那年，西南项目中心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萧今带领工作人员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景象完全出乎预料。

新主村一带属老君山山系，海拔从2350米上升到3850米，有适宜各种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在不到10平方公里的地域里，汇聚了2000多种植物种类，植物学家称其为“植物避难所”和“天然植物园”。

彼时，一行人从玉龙县鲁甸乡出发，2800米的垭口，群山如画，层峦叠嶂，高地疏朗，空气清新。然而，当年被植物学家们称之为“植物避难所”的新主植物园却面目全非。“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伤痕累累的山林。”站立在科学家早年立下的“横断山新主植物园”石碑前，一行人有一瞬间甚至怀疑走错了地方，从新主村到植物园入口处的两侧，已经被一家公司种上了大片的中药材。被砍伐的树木横七竖八地躺在面前，山梁因为失去植被而被山洪冲出千沟万壑。森林中央由下至上已经形成大片沟壑纵横的荒地：高大杜鹃树的根部半裸在外；一堆堆盗砍的珍稀树木来不及运走，被随意丢弃在山坡上；两边粗粗的大树杜鹃有的还留有新鲜的砍痕。

而早在1964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周铉受吴征镒先生派遣，到滇西北一带进行植物考察，在维西与丽江交界处的黎地坪，车子发生故障，只好步行前往地图上最近的村庄——云南丽江市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他弃车而行，穿越溪流、藤蔓与裸露的根系，意外见到一片长满珍稀植物的古老森林：楝、楸、樟、槭、水青树、粗榧、冷杉、铁杉在茂密的金竹丛中拔地而起，耸入云霄；毛茛、蔷薇、杜鹊、百合、延龄、木兰等多种植物类群也在此生长繁衍。对于一名植物学家来说，世间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景物了。

30余年后的1999年6月23日下午，周铉和同事吕正伟、方瑞征从丽江出发经石鼓来到了新主村。他们的到来并不是为了来看植物园，而是应当地林业部门的需求来考察位于此处的一株树龄达500年历史的铁杉——这棵铁杉为国内外众多植物学家所关注，称横断山新主植物园有一棵“世界铁杉树王”，树高约37米，胸径达3.7米，胸围11.7 米，树冠覆盖面积约100平方米，有植物学家认定这棵铁杉树的树龄已逾3500年。

“那时新主的植被是非常好的，有铁杉、冷杉，到处都是大树，高大笔直的云南松，满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环境很好，我还详细记录了当时察看铁杉的情况”。

24年过去了，方瑞征依旧保存着当年的笔记。抵达新主行政村时，新主河岸便见已结果的数株云南松，它们生长良好，“听当地人说，十多年前这条箐沟是冷杉、松树和铁杉大树及连片的杜鹃，我们当时就考虑在这里可否作种源基地”。

在海拔3225米的新主植物园，他们看到了那棵传说中的铁杉。“树高约25米，有三分之一死亡，约离地10米处分枝，胸围13.27米，直径4.23米，当时树的分枝处还附生幼树，有花楸和杜鹃长在上面。”方瑞征在当年的笔记中记下了察看铁杉的现状。她回忆，听当地人说，若干年前，有村民在打猎时，发现了这棵高大的铁杉。周弦在1984年发现这棵铁杉时共有5个分枝，尚有3枝未死，1999年来时只有2枝尚存。死亡的其中一枝是1998年死的 ，那是因为树根露出地面部分的树皮被剥离，当时树根向地面的伸展面积有100平米左右。

同海拨还有几棵枝叶繁茂的胸径有两、三米的铁杉。当年，据老乡说如此大树有七、八十棵，在箐沟中也同样有这样的大树。经过三位植物学家的认定，这棵古老的铁杉树龄应在3500年左右。

周铉于1964年曾发现的植物园，于1984年二度来到新主植物园，30年后的1999年第三次来到新主村，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一些植物远不如三十年前丰茂了，上百年的铁杉也须采取保护措施。周铉、吕正伟、方瑞征一行在考察了新主村的铁杉以及周边的植被环境后，决定形成一份报告——建成一座植物园，只有切实保护起来，才能让这座天然的植物园得以继续在世界存续，并给云南生物多样性留存一份天然样本。这份报告交由方瑞征起草。

方瑞征在宾馆里开始起草报告，两天后，一份呈报给当时丽江地区行署的关于建立横断山区天然植物园的紧急报告形成并打印完毕。她在报告中对现状和过去进行了对比回顾，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建园的意义、重要性，以及建园的内容，同时还提出了建园的规划和步骤。

在方瑞征保存着的笔记里，我们看到她当年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的对新主植物园的几步规划：第一步立即停止花岗岩的采集，划定核心区和实验区，严格贯彻森林保护法和自然保护区相关条例，组织科技人员进行家底调查；第二步逐年引入横断山区珍稀植物，发掘园内重要经济植物扩大再生产，达到以园养园的良性循环；第三步做成天然林的保护示范点，为脱贫开辟新途径，并逐步建成旅游景点。

1999年，通过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努力，新主植物园建成并竖起了一块牌子——横断山新主植物园。方瑞征在那棵大铁杉前拍了照。

当年方瑞征三位植物学家走过的新主植物园，依旧可以堪称以丰富的种质资源和杜鹃花海闻名，只是2017年萧今一行来到后，拯救和保护势在必行，且提上了当地政府和阿拉善SEE的议事日程。

研究和采集标本，一生编撰《中国植物志》

那一段新主植物园之行，如今回忆起来，方瑞征仍记忆犹新——这是她在职业生涯中外出考察时间相对较长的时日。方瑞征是浙江金华人，1958年她从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先在中山植物园和江苏植物研究所工作，1964年便扎根边疆来到了云南供职于昆明植物研究所。

这半生，方瑞征更多面对的是标本。

据相关资料显示，标本制作技术的发明和标本馆的建立是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条件，分类学的发展首先需要建立标本馆。我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开展全国各种资源普查，成为我国标本采集的黄金时期。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较五十年代的采集大幅度减少，但是仍然保持了比较好的记录，与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并不逊色多少。

方瑞征这一代人，做的也都是植物研究的基础工作。方瑞征大学毕业后一直研究的是高等植物，她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编撰《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以至后来的《中国植物志》英文版等高等植物类，“依据标本去研究孢子植物包括蕨类、苔藓、真菌等，做了半辈子的高等植物。”

成千上万棵“树”在这里静静地“栖息”，生命的荣枯在枝条或叶片上尽显端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查清中国丰富的植物家底摆在方瑞征这一代从事植物区系、植物分类科研工作者的面前。编撰《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中国植物志》的浩大工程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当时，她和同事闵天禄共同承担了杜鹃花属的编写任务。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查阅标本和收集资料。秦仁昌先生（著名蕨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科院院士）是他们的第一位领路人。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边疆》发表了《云南三大名花》一文，详细介绍了云南杜鹃花；同时，他编写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杜鹃花科（1974 年第一版）。这些资料是他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参考。彼时，我国和国外还没有什么业务交流，很多模式标本也看不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多位植物学家或传教士，在中国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滇西北地区采集了大量标本。这些对他们查清中国的杜鹃花科种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那些年，方瑞征更多的时日是和同事们面对一片树叶、根茎、花瓣、果实甚至它们上面的一根根导管，去详解它们的生长环境、地域、特性等等，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经费去采集标本后进行研究。标本采集回来将其压制干燥，并装订到纸上，面对一个标本，植物学家们需要长年累月知识的积累，仔细观察，对标本进行分类，“标本你看得越多，你写得就越准确”。

标本馆的标本看多了，就想去野外看看长在山上的杜鹃花是什么样。1980 年，冯国楣先生（园林花卉专家）计划出一本“云南杜鹃”，云南电影制片厂则打算拍杜鹃花的专题片，又需要冯先生指导，这两拨人员就一起出发去滇西和滇西北。“冯先生为人随和、率真，对杜鹃又熟识，这个大好的学习机会我当然要去啊”。

这次考察历经两个多月。方瑞征记得，冯先生带领大家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德钦茨中。此时的茨中还没有通公路，驾驶员开了辆横排座的北京老式吉普，把他们送到离德钦30多公里的我国第二大石棉矿。从这里，他们开始走路，标本和野外装备找了六头牲口。路是马帮路，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滚滚流淌的澜沧江，驻足看江对面山坡上的路像指甲在墙上刻画的条纹，那庄稼地就像挂在墙上的毯子。有流石滩的地方，路只有一双脚的宽度。

整整走了两天，走到了燕门的换夫坪。第三天过了江桥去茨中，一路上也相当难走。第四天进山，傍晚才找到一片森林砍伐后的地方安营。当年的驻地叫尼拉通，海拔2950米，地属针叶、落叶阔叶树混交林带，杜鹃是林下灌木层的优势种，种类和之前所见差不多。当天夜里下雨了，雨下到第三天，他们还是往山上走，走到3300米的地方时，看到大面积的坡上有十多种杜鹃混生在一起，一个地方集中了这么多种杜鹃，且有好几种，这是方瑞征在野外第一次见到。第二次她跟冯先生去野外是1981年中英苍山植物考察，看到了杜鹃种的分布在植被垂直带的明显更替现象。

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当你站在高山之巅俯看大地上生长着的高山杜鹃蔚为壮观，你会生出对神奇广袤的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去野外真好，认识了在标本上见过名字的活植物之后，就不容易忘记；见到了有些种在自然状态中的变异，提醒我们慎重处理什么是新分类群。”方瑞征说。

通过野外采集工作，方瑞征认识到杜鹃在云南高山、亚高山植被中占有重要位置，为植物群落中常见的伴生种、优势种或建群种。中国西南的高山、亚高山因有杜鹃而绚丽多彩。她看到了滇西北的几座高山树线（约3800米）以上的植被，全是以不同的杜鹃为建群种的矮林、高灌从、灌丛，构成山地植被垂直带的一个植被带；针阔叶混交林、落叶松、冷杉等针叶林下（尤其在林缘）总有花色亮丽的杜鹃伴生；漾濞大坪地2800 米有长成乔木的马缨花为优势的林地，4月去时山地被马缨花映红了；在丽江红岩有大面积红棕杜鹃形成的花海，有多色杜鹃及其变种组成紫色、紫红色、黄色的单优势矮灌丛，面积之大一望无尽；迪庆高原面上，柳树、杨树刚发芽，可到了3200米的公路两边，大片大片的腋花杜鹃正开着粉红色的花，让这冷峻的高原洋溢着勃勃生机。　　

今天，已经出版的《云南植物志》第4卷（1986)、《西藏植物志》第3卷（1986）、《横断山区维管植物》下册（1994）、《中国植物志》57卷（1）（1999）、Flora of China Vol.14 （2005）、《中国高等植物》第5卷（2003），都有方瑞征所承担并与同事分工合作的杜鹃花属并见于以上书籍中。与此同时，杜鹃花科在我国种数较多的越桔属植物的研究也载于《中国植物志》57卷（3）（1991），已知中国分布91种，发表新组合、新分类等级26个（1987）。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方瑞征也曾走出国外去看标本，之后又承担起了对《中国植物志》的外文翻译。彼时，她还承担了杜鹃花科12个属的订正、编写，发表新种9个、新变种4个、新组合4个（1999）。就是这样的基础研究，当年像方瑞征一样的植物学家们为后来的诸如生物分子学、细胞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有了进一步向前研究的依据，可以说，中国植物志的家底也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和贡献。

“基础性工作在我们这一代基本完成了，深深感到学科的发展就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赛，一棒接一棒。”正如方瑞征所说。

花与树的世界很灵动，研究生命科学很有趣 

方瑞征本来于1992年退休，因为要做完《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她推迟到1994年正式退休。一路走来，与植物一生为伴，也与她的丈夫，同样是植物学家武素功先生一起走过了二十年的岁月。而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是工作，武素功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工作。

萧今至今记得，她在2012年开始关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时并身体力行付诸于实践时，那一年，已经74岁高龄的武素功老先生出席了阿拉善西南项目中心大会，并为大会站台。老先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不想，次年，老先生便驾鹤西去，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方瑞征记得，他进医院的头一天还在昆明植物所上班，在病床上依旧唠叨着继续他的中南半岛继续考察的想法。

武素功先生生于1935年，2013年离世，山西省太谷县人。1955年，他退伍后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他一生中一共读过六年书，但是我佩服他的执著、悟性、才能、坚持，一生靠的都是自我奋斗。”方瑞征介绍，1961年，武素功被时任所长的吴征镒调到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自1955至2012年的57年间，为了查清中国丰富的植物种类、分布及资源状况，继承中外植物学家、采集家们已有的功绩，他先后参加或组织了20多次各类大、中型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考察之地大多属于植物研究的空白或薄弱地区。

从云贵高原到青藏高原，从三江（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到湄公河流域，从斯瓦尔巴法群岛到中南半岛，历经无数危险和困难，武素功和团队采集了大量珍贵的植物标本，累计达10万余号。这些考察为植物区系的种类组成、起源、演化等方面研究获得了重要证据，并据此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许多的建议。

武素功从青年时代起就师从秦仁昌、吴征镒学习植物学知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自主或合作发表的研究文章、论文及报道62篇以上，主编或合作主编的专著7部，发表许多新分类群和新分布类群，发现蕨类新属2个。

上世纪80年代，他筹集资金，建造房屋，购置设备，建立了实验室，为青年人提供了实验分类学研究的平台。1990年，作为西藏考察中的一部分，武素功带着团队走遍了西藏和昆仑山、喀拉昆仑，之后他又带着68人的队伍来到可可西里无人区考察，而此行是植物学家首次挺进无人区。每一次出行都是九死一生。“我记得当时他告诉我，青海省的相关领导接见了，他说‘我把这68人平平安安交给你了’”。

西西里无人区之行结束后，促成了这个地区自然保护区的建立。2000年及2004年，武素功撰文及向新闻媒体提出对长江源及长江上游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这一生，他获得过众多奖项和荣誉：1983年第一批获竺可桢野外工作奖。1988年“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88年被授予云南省劳动模范，2003年获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岗时，武素功曾多次应邀出访日本，美国，巴基斯坦，新加坡，挪威等国，与这些国家的同行们交流与合作，广泛吸取知识。2003，已经退休的他，跟方瑞征说想到中南半岛进行蕨类植物的考察，他3次得到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基金的资助，开始了中南半岛之行。这个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武素功先后10次去到这个地区，除发现蕨类一新类群之外，还发现不少蕨类的新种、新记载（Acta Bot．Yunnan，2005，2006，2012等），发现了蕨类植物和蚂蚁的共生关系。因为缺少资料，他花了大量时间鉴定这个地区的标本。计划写出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蕨类植物志，为这个计划已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一直工作到2013年2月25日，武素功住进了医院，“当时他说还要再去做一下柬埔寨那边植物考察”。令人哀伤的是，他入院后的第12天即2013年3月9日不幸逝世，他没能完成这个心愿。

因为武素功在植物区系、植物资源、植物多样性保护，尤其在蕨类植物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中国植物志英文版联合编委会决定以Flora of China图版2-3卷作为对他的纪念。

“素功的所有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他一生当中那些良师益友，在他最关键的时刻，总有他的老师和同事帮助他渡过难关，就像我们的事业，你不可能一代人就完成几代人做的事情，必须要有上一代的积累，这一代的努力，下一代的发展，才可能把一门学科做好并得到发展。”丈夫离开自己刚好十年，相濡以沫的岁月，方瑞征在这十年间慢慢回忆，写成了《记录武素功离开十年》一书，只为留恋，“他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高深的学问，但是他一生都在拼搏”，她要把丈夫的故事写下来，一生走过的路值得她写下来。

说起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在植物方面，方瑞征认为，云南的植物本底通过几十年的积累基本已经清楚了，云南生物多样性是毋庸置疑的。半生研究，面对更多的是植物标本，但方瑞征觉得一点也不枯燥，反而面对一片已经风干了的叶子，她认为很有趣，“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是一种生物现象，虽然这片叶子不会动，但是我觉得它是有生命的，它有很多属很多种，它的每一片叶子、绒毛、长相、颜色都不一样，你会觉得大自然很奇妙，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只有自然是有价值的。”萧今记得，同为方瑞征先生同事的曾孝连廉先生曾跟她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曾先生一生都在画各种植物。萧今自小就爱植物，2003年时，她见到武素功先生时，还与他相约去中南半岛考察，然而这个愿望很遗憾没能实现。

1999年在新主植物园考察时，方瑞征一直记得见到的一棵高大的杜鹃树，这是在除了云南苍山可以见到外，她所见到的一棵与灌木类杜鹃不一样的高大树种。春天到来之时，杜鹃花开遍了西南和中国大地，正如伴随植物一生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把生命之舟泊在这一片多样性的土地之上，那是深沉的热爱。

开屏新闻记者  邓建华  记者 周明佳 摄

一审  熊波

责任编辑  胡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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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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